本報記者 蔣肖斌《中國青年報》(2014年11月25日10版)
  《重啟教育改革》新書分享會現場。左起:馬國川、周國平、楊東平、朱永新。
  有意義的痛苦是值得的,而現在中國的中學教育,目的就是為了考大學,這沒有意義。——周國平
  “越來越多低齡的孩子被父母送到國外讀書,人們‘用腳投票’來表達對國內教育的不滿和失望。”在三聯書店出版的新書《重啟教育改革》前言中,著名教育家朱永新這樣寫道。
  《重啟教育改革》是朱永新與《財經》雜誌社主筆馬國川合作的一本新書。兩位作者以對談的形式,討論了“學生負擔為什麼減不下來”、“大學生就業難在哪裡”、“教育腐敗根在何處”、“擇校熱”等18個話題。
  日前,在“破解‘中國教育之謎’《重啟教育改革》新書分享會”上,兩位作者和作家周國平、教育家楊東平一起,討論“教育改革”這個時下熱題。
  馬國川提出了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家長把高中、甚至初中的孩子送到國外去念書,這究竟是不是一種理性行為?”
  周國平以自己女兒的經歷作為案例,她正在一所中學國際部上高二。“這是她自己的選擇。在初中畢業時,她就堅決不上普通高中,不想參加高考。國際部的功課其實並不輕鬆,還要參加英語考試,但她不後悔,因為這樣的學習是她感興趣的。”周國平說,“其實我想說的是,學得累是可以的, 但不能讓孩子感到無趣。有意義的痛苦是值得的,而現在中國的中學教育,最後的目的就是為了考大學,這沒有意義。”
  楊東平建議,每個孩子有個體差異,適不適合出國學習、在什麼年齡出國,是每個家長需要認真考慮的。然而,他註意到,“10年前,社會普遍認為,比較理想的留學模式是讀完本科再到國外讀研究生;如今大多數人都傾向於,本科就到國外讀”。
  楊東平說:“這是一個信號,說明大家對中國的本科教育已經失去信心。本科教育在很多大學的確已經是註水的教育。比如到了四年級,基本就是‘放羊’——學生去求職或者實習。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是沒有的,說是四年學制,其實就上了三年。”
  朱永新認為,留學的低齡化實際上是對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不信任的表現。
  基礎教育的問題是“太苦”。在中學課堂上,一些怵目驚心的名言警句並不罕見,如,“只要學不死,就往死里學”、“人生總要長眠,何必今要多睡”。朱永新說:“基礎教育缺少多元化、選擇化、人文化。它只有一個目標——上大學。當孩子身處這樣一種重壓之下,只要家庭條件允許、父母認可,往往會選擇出國留學。”
  高等教育的問題恰恰相反,是“太輕鬆”。中國的大學淘汰率極低,學生的懶散程度甚至有“九三學社”之稱——上午睡到9點鐘,下午睡到3點鐘。朱永新說:“在中國,你不需要預習就可以去上課;而國外的大學是基於對話的課堂,必須預先準備。”
  2005年,錢學森曾說:“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 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中國現在已經實現了九年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大眾化,但另一方面,社會各界對教育現狀的不滿日益加劇。朱永新把這種矛盾現象稱為“中國教育之謎”。那麼,教育現狀如何改變?朱永新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依法治教”和“教育解放”。
  “我們雖然已經有了6部關於教育的法律,但或形同虛設,或已嚴重過時。我覺得現在借依法治國的這股東風,該為教育好好立幾部法,然後嚴格地利用法律來治理我們的教育。” 朱永新說,“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解放’。教育也是如此,要把校長的權力還給校長,教育局長的權力還給教育局長,老師的權力還給老師,讓他們能夠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去做。”
  朱永新說:“西方的教育制度,包括它的法制體系,都比我們早,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但是毫無疑問,我們不能照搬照抄,就像我們的政治制度一樣。我相信,我們也能夠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教育道路和中國的教育體制。”
  朱永新指出,現在的教育改革更多的是調整結構,但教育的對象是人,人很難通過調整結構去提升。所以,“最關鍵的就是要把孩子當作人看,把教育當作教育來做,不能把抓教育的質量變成抓教育的GDP”。
  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取決於全體公民對教育的關註與理解程度。從2000年起,朱永新發起新教育實驗,以“過一種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為宗旨,吸引全國2000餘所學校加盟實驗,這個實驗仍在進行中。朱永新說:“教育改革的最終目的,就是真正讓孩子享受童年,享受一種幸福、完整的教育,使學校能成為美好事物的彙集之所。”  (原標題:要不要把低齡孩子送到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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